熊浩：那间小小的教室

文

熊浩 / 复旦大学法学院

图

青年时期的Sally Falk Moore

2011年的秋天，我在法学院的选课列表上看到了一门叫做Law and Anthropology的课，教授这门课的是Sally Moore。由于在博士研究中，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对人类学多有依仗，时常借鉴，于是想对这个学术领域多一些更深度的理解，所以，选了这门课。

在这之前，我对Moore老师，只是远远地听闻其名。

2011年9月1日，我第一次见到了老师。上课的地点在今天的社会学系。这栋楼与哈佛法学院的很多教室完全不同。法学院的很多陈设历史悠久，那里面弥散着斑驳、沉郁而古雅的氛围，让你很难不觉得历史的沧桑就埋在脚底下。而社会学系的这栋楼则完全不同，它现代感极强，典型的工业火柴盒构造，与其他的建筑相比，那种隆重感消失了，一切似乎都变年轻了。

到了指定的教室，这大概是一个面积20-30平的Seminar Room，里面用方桌围成一个方型的圈。这门课，大概也就7-8个学生，法学与人类学背景的都有。上课时间到时，一位耄耋的老人从外面走进来，她个子不高，头发全白，满脸皱纹，撑着一根拐杖。我的印象中她从没有穿过那种异域民族的欢快、热烈的服装来授课。由于已经荣休，老师好像一年就回学校上一次课。她的声音温缓、清晰、平静。第一次课，我看了一下当时的Syllabus，依稀记起来，她带着我们研讨法律的定义。

虽然老师对非洲法有长时间的深度田野，但这门课并不是又一个“小泥屋笔记”，而是经典人类学文献的依序深读。从恩格斯、马林洛夫斯基、涂尔干、梅英，到吉尔兹、布迪厄，涉及到的问题也几乎都是理论性问题，例如法律概念、进化主义、传统变迁、财产、制度文化、人权、法律多元等等。人类学构成了这一切文献的观念线索，而不是知识框架，我甚至不记得老师在课程中有提出过人类学极为明确的、教科书化的那种定义。课堂的讨论充满了对话性，她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学习的引导者，助推者。坦率说，这门课的理论内容与我的学习期待有些距离，因为我并没有打算成为法律人类学理论的专业研究者，一些对关于初民社会与异域文化民间法的文献典籍与法律人类学电影，距离我确实太过遥远。所以，我对文献的阅读，也仅仅是读到能应付课堂讨论为止。

一个学期的课程，我们这个小组一周一会。为了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我自己的关于中国西南基层法院人类学考察的文章，我与老师约过两次Office Hour，地点都在她的办公室，还是社会学系的那栋没有历史感的现代楼宇里。她的办公室里有诸多异域的文化标记，彩色的毯子，带有非洲特征的图画。每次见面的讨论大概1小时，老师会把我的论文提前打印出来，用铅笔在论文上备注和修正。她很少给我批评性的意见，说“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要改”。她更多地是提问，关于文化场景，关于概念使用，关于互动关系，关于英文择词。在这个意义上，我能感觉到一位人类学家的行事风格与法学院的明显不同。她想让对方，在对方的主体维度里感知到帮助，而不是硬要去帮，她的友善、温和与耐心，在课堂内外都一如既往。

离开学校后，我每年圣诞都会与老师联系，了解老师的境况，汇报自己的进展。2019年的2月，老师在回邮中分享给我了一个视频，那是Moore老师获得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颁发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奖（CharlesHomer Haskins Prize Lecture for 2018）后的一段发言。历年的获奖者都会被就一个固定的主题进行发言：A Life of Learning。在Moore老师的发言中，她回顾了她从出生、求学、法学院学习、华尔街律师、欧洲的工作经历、博士研究、与英国人类学界的合作，以及在非洲的进行田野调查的一生。我看完视频后随即联系了老师，建议这个文本可以被翻译为中文，她欣然应允。

再联系，是2020年。那是疫情在美国特别严重的时间，我写信给老师问候平安，Moore老师回复说自己没有感染病毒，但由于年龄大了和自己摔断了腿，正在缓慢康复中。

再得到老师的消息，就是5月3日的讣告，传到了中文学术界。

法律人类学不是显学，所以即使在哈佛，即使是这么著名的学术大师，那间小小的教室里也就坐进去了7-8个学生。在半年短短的光阴里，每周一聚，聊着前人的典籍，张望着未来的方向。

但也是那一间小小的教室，那不张扬的，平静而安详的氛围，就这样一直一直飘，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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